甘琦勇是本地知名的小提琴家、小提琴教师、作曲家、指挥家；他桃李满门，许多专业乐团的小提琴家皆出自其门下，其千金——甘宁，更是国际知名的小提琴演奏家，曾获得比利时伊丽莎白女皇小提琴比赛第二奖。
甘琦勇也是一名画家，在新加坡、加拿大等地举行过多次画展。以下简称甘先生为“甘”，笔者为“柴”。
柴：能谈谈当时您选择旅居加拿大的背景和因素吗？
甘：当时我在人民协会指挥百人弦乐团，还有自己的独奏音乐会，及教学工作（包括了小提琴与儿童美术教学），感觉在这里的生活压力很大！尤其是在音乐会后，虽然掌声热烈，但精神上却常有空虚感，特别是在艺术上，有一种很强的失落感。我觉得虽然演出成功，但却不能自满，也不能迷失，因为我看到许多音乐家在成功后，都会往后退，所以我觉得必须改变及突破。此外，我也觉得本地在对待艺术家的艺术才华（Artistic）方面，是不够的，社会并不是很认可音乐家与艺术家。经过思考后，决定放弃这里的一切，带着家人，远赴加拿大。
柴：离新时您的心情与现在有何不同？
甘：其实在离新前并未作出很好的规划。当时大约是1989年，房地产正处于低潮，我将房子卖了，同时也将音乐与美术学校卖了，损失很大，然后就飞到加拿大。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我用了约五年的时间来适应。如今回想起来，虽然放掉了在新加坡的一切，却换来了人生的改变，生活品质提高，也找到了自身价值的定位。人生有得有失，我觉得新加坡的压力大、生活节奏紧张，若要我回来新加坡，已经不能适应如此快速的生活节奏，此外，我也发现与年轻人沟通不容易，存在着许多代沟。
柴：您到了加拿大后，是怎样规划与开展您的人生呢？
甘：我在新加坡的生活十分忙碌，许多问题都没办法静下心来思考。到了那里后，生活节奏稍慢，压力没这里大，才能沉淀思绪、思考自我定位（who you are?）、规划未来的工作方向和生活，这点对我来说是一种收获，也是一种快乐。安顿好一切后，就开始规划工作，开办儿童音乐与美术中心，主要教导小提琴，因为这是我的专业，同时也教导儿童美术，我的学生曾经在众多的美术比赛中获奖。在开办音乐与美术中心的初期，前三年基本上是没有收入的，我聘请了一些老师来中心授课，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他们的教学质量并不理想，学生也流失了一些，更重要的是影响小孩的学习。于是我将老师辞退，自己得教导更多的儿童美术和小提琴课。不久之后，因为教学质量的提高，得到许多家长的肯定，中心才逐步走上轨道，也有了盈余。
柴：您对教学的理想与原则相当执著，请问中心的学生主要是华人还是洋人呢？
甘：中心的学生主要来自华人社群，百分之九十五是港台华人的小孩，记得当时台湾曾主办儿童美术比赛，世界许多国家的小孩都把作品寄去，我的学生也参加了，获得了许多奖项，包括金、银、铜奖。
柴：离新近二十年，您常回来吗？
甘：我不常回来，但我还是新加坡公民（他盛意拳拳地出示身份证，脸上展现出骄傲的微笑），虽然离开了这么长的时间，作为一名公民，我还是十分关注本地的乐坛。因为我心系新加坡，关心本地的作曲家、关心本地的音乐人才、关心本地的音乐活动。
艺理会也常寄NAC Newsletter给我，所以不觉得与新加坡的乐坛脱节。我偶尔也在本地报章上发表对于发展本地音乐的评论文章，无论是西乐或华乐都有，目的就是让本地的音乐发展得更好。
柴：您觉得现在的音乐环境与当时有何不同？
甘：现在的音乐发展得较好，活动丰富活跃了很多，但这是外在的，至于内在的实质，还是不够。需要提高音乐的欣赏水平，加强青少年的音乐教育，而音乐家们需要更多的沟通与交流。
此外，音乐家的待遇也应该更好，早年我曾经是负责“大众音乐”的委员之一，当时一场音乐会的酬劳非常低，只有三百元。另外，专业乐团应设有驻团作曲家（residence composer），才能较好地鼓励与支持本地作曲家。音乐工作者也应该成立音乐家工会（musician union），这样才能更好地保障乐手的权益。
柴：作为一位画家与音乐家，请您谈谈心得与感想。
甘：我四岁开始学画画，十岁学习小提琴，两者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画家应该喜爱音乐，而音乐家也会喜欢美术，它们能让我们松弛精神（relax mind），放松感觉（relax touch），触动我们内心的深处，两者是不可分割的。音乐家用声音感觉色彩，用声音表现深浅与力度，画家用色彩表现音乐，用光暗深浅表现音乐与节奏（有兴趣的读者可上www.kamkeeyong.com浏览欣赏）。
柴：请您谈谈作为一名教师，除了教导专业之外，还需要注意什么？
甘：首先，学生应该时时刻刻注意音阶的练习，这好比蛋黄，营养成分很高。伟大的小提琴家海斐兹（Heifetz Jascha）无时无刻不在练习音阶，因为这是音乐中最重要的元素，只有这样，才能在音乐及艺术上攀上更高的境界。
我认为老师除了教导音乐、技术之外，还须要花心思在学生的心理建设上，譬如：现在的孩子不太懂得人情，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PR），因此要教导学生如何面对生活现实，掌握好处理生活的技能，否则当面对压力时，就会很容易退却。
柴：您是如何发现贵千金的音乐潜能，以及如何细心地栽培她？
甘：当我在人民协会负责百人弦乐团时，常带着小女到排练厅，当时甘宁已经在学习小提琴，但我不曾特别留意她的音乐才能。一天，排练完毕回到家中，听到甘宁竟能模仿团里一位小提琴手拉奏Vivaldi的 Violin Concerto in A，以她当时的程度，是没法拉出这首曲子的，我当时才真正发现她的潜能及天分。她拥有绝对音高（perfect pitch），音乐记忆力强，于是才开始严格地指导她。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从不强逼学生拉琴，而是要他们发自内心真正的喜爱，这才是好的、对的。
一年后，我写了一首协奏曲（concerto）让她拉，第二年她就学习Mozart Concerto No. 4。在她11岁时，已经能拉十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如：Lalo、 Mendelssohn、Beethoven、Brahms等协奏曲。
就在那年，一间音乐经纪公司找上了我，要请甘宁到欧洲巡回演出，费用是一场一千美元，问我是否答应签约？当时，我说要三天的时间考虑，经过再三思考，觉得小女当时不过十一岁，是应该专心接受严格训练的时候，不应过早和过多地让她在舞台上演出，这对她来说，也许不是件好事。因此，我婉拒了对方的邀约。
经过这件事后，我觉得应该让甘宁到海外学习，让她打开视野，丰富她的音乐经验。记得当时是同年六月份，为了让她参加夏令营（summer course），寄了多个录音到曼纽因（Yehudi Menuhin）音乐学校。几个月后，忽然收到院长的电话，说有意录取甘宁为学生，学费每年三万英磅！在当时，这是一笔大数目，我无法负担。所幸后来得到邵氏基金（Shaw Foundation），李氏基金（Lee Foundation）各赞助三分一的费用才能成行。这里要特别感谢两个基金会对人才的爱护与支持，培养了许多有天分的国人。
甘宁到了英国后，还碰上了饮食及生活习惯等问题，差点就要把她带回新加坡。由于甘宁的坚持，才继续留在曼纽因音乐学校。在十四岁那年，甘宁获得了Menuhin Violin Competition的第一名，然后继续学习直到十八岁毕业。
柴：感谢甘先生接受本刊的专访，让本地关心您及甘宁的朋友，了解你们的近况。
甘：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