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Gustav Mahler)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著名的指挥家兼作曲家。
和舒伯特一样，马勒的作曲才华也是在死后才被人肯定的。但和舒伯特不同的是，“作曲家”马勒虽然得不到当时的掌声，“指挥家”马勒却颇得大众的尊敬和喜爱。
在当时被誉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指挥家之一的马勒，以富有独创性的指挥风格，成功地指挥演出了众多大师们如莫扎特、贝多芬、威尔弟、韦伯、斯美塔那、普契尼、华格纳、柴可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因其能如实地反映出作曲家的构思，且以充满深厚而炽热的情感勾划出鲜明的形象性，在指挥史上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马勒的音乐根据地主要在维也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维也纳，是一个极端腐化的享乐中心。
面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维也纳的音乐家们共抱持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一种是对现状不满、否定和怀疑，但却找不到出路，因而产生悲观、失望的消极情绪；另一种是自我粉饰、肯定现实、鼓吹享乐，醉生梦死。马勒抱持的就是第一种生存态度。他所创作的九部交响曲和声乐作品，表现出他并没有和当时的腐败社会同流合污。
在他早年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优美而富有青春活力的音乐以及对大自然，对人生的赞美，表现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对生活充满理想，但另一方面他在作品中又经常表露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嘲讽，如在音乐中常常出现一些怪诞的形象等等，还有一些有如痉挛般的节奏，夹以尖锐的、歇斯底里地喊叫的音响和不协和的音调等等，反映出他对现实社会的内心痛苦和无奈。他的多部作品也尝试以哲学或宗教的角度去探索人生，而最后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消极的，人生是虚幻的，只有通往天国一途，才能找到解脱。
这种消极的思想，也正好反映了当时一般知识分子在世界观上的局限性。亦由于世界观的局限，加上他受到当时德、奥一批唯心主义哲学家诸如叔本华等的思想的影响，又受到俄国文学家托斯陀夫斯基积极鼓吹的“灵魂净化、服从命运”的说教影响，从他在那个腐化又黑暗的环境底下茫然而无可适从，惟有寄托宗教以求解脱。
马勒自己也曾经说过，他的音乐都是依据托斯陀夫斯基的言论而创作的：“当世上还有别的生灵在受苦受难，我又怎能幸福呢？”马勒的音乐就是在反映现实的黑暗。黑暗的现实社会又令多少知识分子(艺术工作者)遭受精神上的痛苦，又希望藉自己的音乐来感化而达臻一个“纯洁的充满人类之爱”的理想世界。马勒的剧作在艺术风格上的特色，是继承了后期浪漫派音乐的传统，又继续地扩展了交响乐的表现力。
他成功之处又在于能充分发挥每种乐器的性能，精密的配器效果造就了无比绚丽的骄人色彩，从极其纤细、清柔的轻奏到浓厚而震撼人心的强奏，中间瞬息万变，色彩缤纷，个人追求庞大的乐队编副，根据音乐的内容自由扩展乐趣的结构，从而丰富了乐曲的表现力。
他也善于应用民间音乐的素材，在他的作品中多时可以听到波希米亚民间音乐的音调和奥地利民间舞蹈的节奏等等，同时又秉承贝多芬的传统，把独唱和合唱运用在交响乐之中，更充分地表现他的音乐哲理。
Brune Walter 在一段记叙马勒的文献中就这样写道——“马勒创作的最高价值，并不只是由于他的秉性大胆创新而特立独行，能够表现出一种令人感动与时俱进的精神，而是由于他在求新求变之余，更能灌注之以美感，神髓与性灵，后而为浊世清音，并以永恒的艺术表现力及高贵的人性为其本源。因此这些乐曲直至今日仍历久弥新，未来也禁得起时间的淘洗。”
1860年7月7日，马勒出生于波希米亚的卡利旭时(Kalrst)一个犹太小商人家庭，家乡地处群山环绕，风景秀丽，流传着大量优美动听的民间音乐，马勒自幼受了这些音乐的耳濡目染，遂吸收而成为他日后创作音乐的丰富营养。
马勒的母亲共生下十四个孩子，但由于家境恶劣，大部分孩子都幼年夭亡，其中活存下来没有在襁褓中早夭的只有七个。
排行第二的马勒，童年即显示音乐的天才，六岁参加钢琴比赛，八岁已能为别的孩子教课。十五岁进维也纳音乐院接受正规的音乐教育，继而向Julius Epstein学钢琴，Robert Fuchs学和声，Franz Krenn学作曲等课程。当时学作曲的学生有机会进修指挥课程和指挥学校乐队，令马勒获益匪浅。
1877年好学不倦的他为扩大自己的眼界，进入维也纳大学进修历史、哲学和音乐史；在这段日子里，马勒广泛地学习了音乐先辈们的各类作品，同时也向他同时代的作曲家理查·史特劳斯和雨果·沃尔夫(Hugo Wolf)学习。
1880年中期，马勒离开维也纳开始其指挥生涯，先后在莱巴赫(Laibach)、奥尔美兹(Olmutz)和卡塞尔(Kassel)等地的剧院任短期指挥，而到冬天演出的淡季时期又只好返回维也纳从事音乐创作。
在这时期，他的指挥已显露出自己独特的风格：热情而又准确，对音乐有自己的诠释和处理，不为传统框框所束缚。个性耿直的他，对推广心目中理想的作品的态度从不妥协，故此树立的敌人也日益增多，形成了当时对马勒的指挥的评论经常是毁誉参半。
正因为马勒的指挥不落俗套，对乐队和歌手的要求非常严格，不但要求他们演出要倾全力去追求完美，还得表现出作品所欲表达的喜剧性，同时他又不善于对上司阿谀奉承，所以往往与当权者的因循守旧而势成水火，最后不得不提前解除聘约拂袖而离。
1886年，已故作曲家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的孙儿向马勒呈示一份他祖父留下来的完全残缺不全的喜歌剧手稿名“三个品托”(Die Drei Pintos)，希望马勒能据以将之续完，马勒接下了这个挑战，经过反复研究这些手稿之后，感到兴趣与日倍增，再经过半年对这部歌剧进行修订、编写，于1888年在莱比锡成功地指挥了这出歌剧的首演，自此以后这部作品演遍了德国。
后来马勒在维也纳也再将之搬演，同样受欢迎。由于这出歌剧的首演异常成功，带携了马勒也声名大噪，并使他获得了一个固定收入的职位——他被贝尼兹基男爵(Baron Fanz Von Banicoky)聘为布达佩斯歌剧院的音乐总指挥，任期十年。贝尼兹看重马勒，希望通过马勒之能来挽救日益枯萎的布达佩斯歌剧院。
在布达佩斯的这段时期，对马勒来说是他人生一大转折点，他初到这里工作时，雄心勃勃地大肆进行改革，一方面以为这里能够让他施展所能，发挥他多年来酝酿心中已久的期望与抱负。
首先，他成功地推出用匈牙利语演唱华格纳的音乐剧《莱茵河的黄金》及《女武神》的新制作，配合崭新的种种舞台技术设施，也要求舞台布景、道具也要与时俱进，不能因循草率，此刻的布达佩斯歌剧院果然面目焕然一新。
紧接着，他又推出了一新耳目的莫扎特《费加洛的婚礼》的全新制作，1890年又搬演《唐·乔凡尼》，同样是盛况空前，当时布拉姆斯(Brahms)适逢其会对他的指挥极为赏识，赞叹不已。马勒指挥演出的水准日臻新境，令剧院短期内的财务转亏为盈，这证明他的做法是正确的，公众也给予他前所未有的赞誉与支持。
与此同时马勒也遭受到匈牙利本位主义人士的风言风语，一批民族主义人士更起对他进行猛烈的评击。马勒感到又气愤又气馁，知道再逗留这里自己的艺术才能也很难充分发挥，结果毅然辞职他去。
1891年至1897年，他接任汉堡市歌剧院首席指挥一职，在这期间，他除了指挥歌剧演出外，尽量利用空馀的时间进行创作。
成长后的马勒曾说：“我是三重无所依归的人。奥国人视我为波希米亚人，德国人视我为奥国人，其他地方则视我为犹太人，不管去到哪儿都是外人，永远不受欢迎。”当时，在欧洲别说是维也纳，其他柏林、德勒斯登、慕尼黑等音乐重镇都不可能用非天主教徒，更不要说是犹太人。
马勒为一圆进军维也纳的梦想，毅然跑到布拉姆斯跟前向他求教，布拉姆斯说，马勒如果想要打开维也纳这扇大门，除了改宗皈依之外别无他法(查马勒向来也不热衷自己的宗教信仰)。
1897年马勒透过布拉姆斯的大力推荐，终于获聘为维也纳皇家歌剧院的音乐总监。
在维也纳任内这段时期前后十年。可谓是马勒的艺术事业的黄金时代。期间稳定了歌剧院的经济状况，成功地上演了许多优秀的德、奥传统歌剧，吸引了庞大的观众和音乐家，使歌剧院的艺术事业生气勃勃且蒸蒸日上，从而扫除了当时维也纳上流社会崇尚靡靡之音的风气，把歌剧院从一个宫廷的娱乐场所改造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严肃而高尚的艺术团体。
后来他又兼任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指挥一职，十年中不断在演出曲目、演出水平和舞台设计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坚韧不拔地为实现他的艺术理想而工作。然而树大招风，盛名招嫉，他在艺术上的严肃态度却引起了崇尚靡靡之音的维也纳上层社会的不满，况且他那犹太人的血统，始终成为上层社会阶级诽谤和攻击的对象，各种对他不利的阴谋与中伤，几乎是无日不有，连奥皇法兰科·约瑟夫对他也已薄有微言。
最后，他被免去了维也纳爱乐的职位。可是针对他的各种攻击、诽谤与暗算仍陆续不间断，1907年他愤然辞去了歌剧院的一切职务，离开维也纳而结束了他艺术事业上的“黄金时代”。
这时期，马勒个人生活中也遭逢巨变，期间心爱的大女儿玛丽亚感染猩红热及白喉而夭丧，马勒悲恸不已，促使他自己身体的健康起变化，喉咙与心脏的痼疾旧患恶化。
同年十二月，他被聘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指挥，旅居美国，随后又掌管纽约爱乐乐团，但不久以往在维也纳所发生的不愉快经历，今日在纽约历史重演。在事业和生活上一连串的打击下，虽然他对待艺术的态度依然奋力不懈与坚持，但对生活的热情却日渐消失，浮生若梦的颓丧情绪经常涌现，且时常为心脏病的突然发作和对死亡的恐惧感所袭击。这些都表现在他后期的所有作品当中，包括第九交响曲《大地之歌》和未完成的第十首交响乐。
1911年2月21日，马勒指挥了最后一场纽约爱乐音乐会之后，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被送到巴黎治疗，但病情日益加重，药石亦无灵。马勒怀恋维也纳，就在他回到维也纳六天之后时1911年5月18日夜晚，当晚雷电交加刮起暴风雨，刚过十一点钟，马勒猛然与世长辞，享年51岁。
马勒一生中共创作了九部交响曲，另加一首未最后完成的第十首交响曲，一部交响声乐套曲《大地之歌》以及四十多首歌曲包括声乐套曲《流浪少年之歌》、《少年魔号》、《亡儿之歌》等。纵观音乐史上众多才华横溢的创作天才，马勒可算是一个异数，因为他生前在指挥的领域中扬名，而死后却在作品的领域中立万，世人对他的作品的肯定，只恨来得太迟。
就在马勒身故数月之后，纽约一名乐评家便曾以极度尖酸刻薄的评语写道：“大家可看不出马勒的音乐有什么可长久留存的价值。”直到六十年代为止，马勒的作品在音乐会上或唱片录音中都属罕见，这段时间当中只有寥寥几位才识过人的指挥家如华尔特(Bruno Walter)、孟格堡(Willem Mengelberg)、克伦贝勒(Otto Klemperer)和巴毕罗里(John Barbirolli)等肯挺身作为马勒的忠实拥护者，让马勒的音乐系于不坠。而华尔特更加可说是马勒的忠实信徒，也可说是马勒作品的最佳代言人，马勒去世后遗下的第九交响乐和《大地之歌》，都是由华尔特执棒作世界性首演。
直至今日九十年代，马勒的音乐已能为爱乐者所接受和喜爱，各大乐团的录音更加是多如恒河之星。
这里我为各位读者介绍马勒九首交响曲与《大地之歌》的精彩录音，以飨知音。
(1) Symphonies No.1 & 2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Sir Georg Solti
DECCA 448 921-2 ( 2CD )
(2) Symphony No. 2
Philharmonia Chorus & Orchestra
Otto Klemperer
EMI 769 662-2
(3) Symphony No. 3
New York Philharmonic
Leonard Bernstein
DG 427 328-2 ( 2CD )
(4) Symphonies No. 2 & 4
Chicago Symphony Orch. & Chorus
Wiener Philharmoniker
Claudio Abbado
DG 453 037-2 ( 2CD )
( 5 ) Symphony No. 5
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
Sir Georg Solti
DECCA 433 329-2
(6) Symphony No. 6
Israe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Zubin Mehta
TELDEC 4509-98423-2
(7) Symphony No. 7
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
Claudio Abbado
DG 445 513-2
(8) Symphony No. 8
Berliner Philharmoniker
Claudio Abbado
DG 445 843-2
( 9 ) Symphony No. 9
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
Carle Marice Giuline
DG 437 467-2 ( 2CD )
( 10 ) Das Lied von der Erde
Philharmonia Orchestra
New Philharmonia Orchestra
Otto Klemperer
EMI 747 231-2 CDC
